斯坦福大学校长：卓越大学的评价与形成

　　2010年5月2日下午，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教授发表了演讲，演讲主题为“卓越大学的评价与形成”。演讲由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主持。

　　约翰·汉尼斯校长在演讲中首先说明，选择“卓越”而不是“质量”作为演讲关键词，是因为“卓越”是大学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对于不同的高校来讲，“卓越”的涵义不同，比如一些以本科生教学为主的高校，就应该把本科生的教学做到卓越。当然我们还有研究型大学，有社区学院，有专门职业人才培养的高校，还有一些文科性的院校。清晰地阐述这些不同大学的使命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卓越”。

　　很多的大学会好高骛远地设定一个永远不会实现的目标。要首先做好当前的工作，然后再追求未来的雄心壮志。世界上只有一些大学能够成为顶级的教学和研究型大学，因为全世界优秀教师数量是有限的，而且优秀的师资力量的争夺也是非常激烈的，建立起来一个顶级的大学也需要很多的资源。看一下很多大学的预算，包括花在学生和教师身上的钱，就会知道不是每一个大学都能负担得起这样的费用的。

　　约翰·汉尼斯校长接着谈到如何衡量大学的“卓越”的问题。在斯坦福大学用了五个指标衡量“卓越”：一是教职员工的生产率，包括引文和出版物的情况。二是研究的影响。人们所做的好的研究有很多，但重要的研究并不多，区别好的研究和重要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包括这个行业有没有受到影响，同行有没有受到影响。好的研究人员会影响他研究领域的发展，当然要衡量一个研究的影响有很多的指标，比如技术转移、引文的数量、对行业的影响等。三是奖项和同行的评估。这是衡量教职员工声誉的一个最好方法，这个方法有时候很主观，但很重要。在著名的研究型大学，25%的教职员工决定大学在某一个学科的影响力声誉，当然这25%的教职员工的工作离不开75%的同事的支持，所以，有时候很难预测一个35岁的年轻人将来会不会成为大师，所以我们要去招聘那些优秀的教师，并且培养他们，帮助他们发展。四是学生的质量，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质量。学生质量是一个重要评估指标。教师的质量和学生的质量是紧密相连的，好的学生会来找好的教师，好的教师也会培养出好的学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名校。五是教学质量。对于所有的名校来讲，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包括研究型大学。好的教学和好的研究并不矛盾，这两者都可以实现，只是同时实现的话就需要更多的资源。但这是可以做到的，斯坦福就做到了。在斯坦福大学（http://www.xueus.com/stanford）的每一个学科、课程都会征求学生的反馈，对本科和研究生教学都会这么做。对研究生还要问导师给他们的指导和建议的质量。

　　另外还有五个次要的因素。一是获得的科研经费。如果没有经费的话是没有办法开展研究的。二是设施。如果你希望成为科学和工程或者是医学方面的名校的话，你就需要有设施，这是非常昂贵的。三是校友网络和获得的支持。是指学校会从校友那儿获得多少捐赠，校友是否会帮助提升大学的声誉，还有就是大学的毕业生是否会形成一个网络。四是无论对于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都需要的稳定的经济来源，因为卓越是昂贵的。五是对公众的影响。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的校友，我们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行业，改变政府，改变非营利机构；如果我们的大学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就会提升大学的质量和声誉。

　　大学如何提升其卓越性？有五件事情非常重要：一是要有一个体系能保证自由的探寻和由教师所引导的研究，要由教师来决定他们研究的领域和研究的重点。当然可以通过研究经费的分配来影响研究的方向和战略领域，但具体如何开展研究，应该由教师来定，只有这样教师才有创造性，才有创新精神；大学很多的创新是因为研究人员在他们感兴趣的领域开展研究。二是任人唯贤。这是评价教师的一个重要原则，不应该论资排辈，不应该任人唯亲，而应该重视个人所做出来的成绩。另外还要重视榜样的力量，如果表现好和贡献大的话，我们就奖励他们在教学或者是科研方面的表现，把他们作为其他人学习的榜样。三是要承认卓越是有限的。大学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在每件事上都做得非常完美，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关键的就是要找到重点，这个原则适用于大学内部和大学系统中的各个院校，在每个国家都是可以使用的。曾担任教务长的弗雷德特曼说过，要把最顶尖的教师作为榜样，要在我们擅长的领域做到世界一流。这就要做出选择，要在卓越和公平方面做出一个选择。很多时候我们很难说“不”，有的时候很难拒绝对某个领域投资，但是我们要有重点。我们还要承认卓越是有限的，卓越和公平是互不兼容的。如果说每个院校都同等重要，每个系都同等重要，那就很难在某个领域建立起卓越，所以对公共大学系统来讲你要做困难的选择。四是要使用一些积极的奖励措施，使用胡萝卜而不是用大棒。同行认可是一个很强大的系统，我们可以通过提高薪酬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奖励优秀的科研人员，对优秀的教学人员我们也可以把他们提拔为一个领导；还有就是终身教职也是可以发挥激励作用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内部认可的机制给优秀的教学人员以奖励。如果要改变方向的话可以使用激励措施，这会激励一些教职员工转向新的研究领域，这样能够实现卓越。五是要实现卓越就需要有胆识的领导。大学是社会上最古老和最传统的机构之一，所以在大学变革是很难的，比我们更难的是政府的变革。耶鲁大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斯坦福大学也有很悠久的历史，我们重要的是要有前瞻性，要想一些新的东西。科尔教授所写《美国名校》做了两个研究，一个研究是五、六十年代斯坦福大学的领导力的研究。对于斯坦福大学来说这是一个变革的时刻，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四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在当时联邦政府开始对理工科的研究进行资助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些方面加大了投资。我们的医学院是在旧金山，我们把这个医学院变成了一个研究机构，并且把它移到了我们的主校区。这个研究机构后来诞生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在物理学方面的研究中心也产生了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我们同时也奖励了斯坦福的工业园，它是硅谷的一个创始地，同时也是惠普公司的诞生地。这些活动风险是非常高的，是非常大胆的，所幸的是最后都取得了成功。

　　约翰·汉尼斯校长最后谈到这其中的寓意。中国的领导者包括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们如果是有分析能力、有创新能力、有雄心的话，我们在第25次、第35次或者第45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去祝贺。祝贺中国的大学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期盼那一天的到来！

　　约翰·汉尼斯校长演讲结束后回答了七位中方校长的提问。

　　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如果说耶鲁大学或者哈佛大学和英式的教育有一定的联系，而斯坦福大学的美式特点更加鲜明一些，请问斯坦福和哈佛大学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或者说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最大差别在哪里？

　　汉尼斯校长：斯坦福大学（http://www.xueus.com/stanford）很大程度上受到英式教学的影响，加州以前是空荡荡的一块地方，都是草场、牧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加州就是那些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大学的发展轨迹也带上了这样的一种创新的痕迹。

　　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美国的发展阶段是非常不同的，您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和教育的发展阶段有什么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也不同，有发达、落后之分，而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需求，中国的政府如何去监管、去管理好不同地区的需求？

　　汉尼斯校长：大学在经济发展的某些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我想表明的是，不仅仅是那些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发挥这些方面的作用，比如很多硅谷的公司创始于斯坦福大学，但是如果没有圣塔非大学、圣芭芭拉大学、UC伯克利大学等高校人才的支持也是做不成的，我们需要所有这些高等学府都做出他们的贡献，不仅是那些最顶级的研究性的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处理好地区的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我相信不同的地区都有根据自己的能力去进行发展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区域之间差距过大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不团结。怎么平衡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需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我希望中国在这方面能够取得成功。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您提到大学校长会做一些非常大胆甚至是非常艰难的抉择，您也提到了一个尖塔的模式，如果一个大学的资源有限的话，一方面有非常年轻的很有潜力的教职员工需要您的支持，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声望很高的中年教职工，您会支持哪一个团体呢？

　　汉尼斯校长：我会支持年轻的有价值的员工，他们代表的是未来。在我们做战略规划的时候，包括在做不同的系、学院战略规划的时候，我有一个委员会由50岁以下的员工来参与，那些快要退休的人的利益在于我们企业、在于我们这个大学的过去，而年轻人的利益在于我们学院的未来（杨卫校长补充：我不是说50岁快要退休的人，而是说已经有了一些建树的中年人），我想这涉及到终身教职的问题。对于一个大学来说面对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让一个教授成为一个终身教职的标准；如果标准不高反而会对大家起到危害作用，都能得到终身教职就不能起到激励作用了。

　　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席酉民：您在发言当中提到了未来，之前杨卫校长也提到了怎么对资源进行分配，我的问题是怎么样去甄选出那些最具有价值的年轻的教职员工，是否能跟我们分享一些经验。

　　汉尼斯校长：在他们进入我们这个甄选过程的时候，当然需要看一看他们之前的学术表现，是否有一些独立研究的成果，要看他们过去的表现记录。他们应有很多的自由时间，不需要做一些形式方面的工作，这样他们就有时间证明他们在学术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个时候我们对他们正确评估的几率就比较高。让他们给我们一个机会证明他们的领导能力。我们也会去征询他们所在领域的那些领先的学者的观点，你觉得这个人在十年之后是否有可能成为这个领域领先的研究者，这也是我们去进行评估的一个手段。当然，我们也会犯一些错误，有时候我们会看走眼，那没办法，但很多时候我们选出来的人还是非常好的。

　　青海大学校长梁曦东：一流大学、顶尖大学和一般的大学之间的差距其实还是很大的，而每一个学校都希望成为顶尖的大学，但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当顶尖的大学和一般的大学面临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比如通识教育的问题，您觉得一般的大学如何尽一切努力也实现这些目标。

　　汉尼斯校长：我觉得在这个系统当中是有一定的层级的，我们绝大多数斯坦福的毕业生，那些最好的毕业生，都会再去读硕士学位，也许是法学院或者是医学院，在美国是这样。其他的毕业生可能毕业后就去工作了，那么这些学生需要有更多的工作准备，让他们能够去处理好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每一个大学都有他们自己的这样一套方法让学生做好准备。

　　天津大学校长龚克：您谈到了建立一流大学的几个举措，我想听您讲一下怎样测量学生的质量。

　　汉尼斯校长：在我们招生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非常全局性的分析，会看他们在标准化的测试当中的成绩，他们在高中的表现，他们的高中老师对他们的能力是怎么评价的。我们可以去招很少一部分的学生去进行非常严格的甄选，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仅看标准化测试的结果，因为标准化的测试只会评估学生能力的一个方面。我还要再去看我们这个学生要进来的时候会选怎么样的课程，是不是会选具有挑战性的课程。他们来到这个学校会不会比在其他学校的成就高一些。在研究生的时候我们更多会看学生的研究能力，他是否能够进行独立的研究，他是否能够在硕士方面取得成功，所以针对不同学生，我们测量的指标是不一样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这些学生候选人和自己的同僚进行比较，去考量他们的品质。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一个大学不可能把什么都做好，任何一个大学都有自己所追求的标准和特色，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果斯坦福大学（http://www.xueus.com/stanford）发现或者说感觉到有一些学科可能做的不好，或者说没有办法达到这些要求和目标，你们是如何对待这些学科的。

　　汉尼斯校长：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方案。一种可能是，我们的项目设置有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使得这个项目做好。在斯坦福就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以前我们也有护士方面的项目，也有建筑学方面的项目，但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项目都关闭了，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把他们做好。还有一种可能是，在某一个领域你没法做到一流，但是你觉得在这个领域必须做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针对那个领域或者那个系建立一些新的策略，对它进行重造重建。需要怎么建呢？我们可能需要新的领导。首先要在非常强有力的领导力上面进行系或者是领域的重建。我们认为首先要有好的、强有力的领导，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战略规划，然后才能够去保证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投资和资源不会被浪费，这样才能使那个系、那个领域成为一个一流的系或者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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