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校长：大学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源泉

　　约翰·亨尼斯教授：自2000年出任斯坦福大学校长。Villanova大学电子工程学士学位，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工程学院院长、主管学术和财务的副校长。亨尼斯教授致力于生物科学和生物工程方面的跨学科建设，被称为“RISC”之父”。约翰·亨尼斯教授还是美国国家工程研究院和国家科学研究会员。

　　美国斯坦福大学（http://www.xueus.com/stanford）校长约翰·亨尼斯教授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发表了主题为“大学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源泉”的学术演讲。演讲由中国林业大学校长陈章良主持。

　　亨尼斯校长首先谈到了全球急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大学所面临的挑战、承担的使命。历史已经证明，大学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天的大学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期望和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创新方面。原因在于，长远的基础研究产业界很少从事；另外，公司发现花费长时间所从事的研究最终成为公共物品，被竞争者分享收益。这些趋势的存在再次将研究的重任赋予了大学。此外，大学在技术转让方面做得也很出色。转让的过程往往是从公司内部的实验室转到生产领域，做起来非常困难。但在大学中很容易，因为大学主要是人员的流动，不是创意的流动。而且，大学汇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杰出的人才在从事研究。研究是大学创新的基础，也是经济、技术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因此，和其他机构相比，大学更容易进行创造、发明，并有重大成果突破。这样的一种创新不是限于现有技术上的改进，而是彻底的突破，是用全新方法去解决一个问题或应对一个挑战。大学应该通过创新，培育高质量的人才，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

　　一、大学是创新的源泉

　　亨尼斯校长认为，大学的最根本的使命就是创造新的知识。但大学在创新方面，不能只注重短期效益，应加强基础性研究。基础研究作好了，有助于应用性研究。同样，更多的应用性研究可以让研究者看到基础的根本性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换言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相辅相成的。所谓基础研究就是基础性的研究，大学在推动基础研究方面应该起到独特的作用。当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区分有时被夸大了。人们往往认为，基础研究就是某些人具有好奇心，想了解未知的领域。应用研究就是找到具体方案，解决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二者之间并没有水火不相容的地方。而且，当中还有一块中间地。所谓中间地就是战略导向的研究，也就是说一些人已经认识到一些机遇，但却不知道如何抓住机遇。在最好的大学里面，大多数研究都是有关战略性问题。因为研究者想要去做的事情，结果会大大造福于世界。

　　如何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亨尼斯校长提出，就内部而言，主要有三个因素。首先，要选对人；第二，时刻生活在技术的前沿；第三，寻找那种跨时代意义的技术。通过新的技术、通过新的发现来创造出这样的变革。亨尼斯校长结合自己25年来在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工作中的积累，对创新环境的三要素进行了说明。在这三要素中，选对人这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主要有三类人，第一类是理想家，指的是能够很快看到科学技术所带来新机遇的人。他们通常比其他人高瞻远瞩，并努力实现他们的愿景。第二类人是探索家。通常是受到技术经验的驱动，能够感受到技术的变革所创造的新机遇。第三类人是不受束缚的执行者。这在大学环境和研究商业实验室中特别重要。主要指能够探索愿景，而不受经验、行业的限制，他们愿意寻找新的方法和途径。这在开始可能没有多大价值，但最终会带来巨大变革。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是扮演这种角色。

　　亨尼斯校长还通过具体的案例说明了推动创新的环境以及这些环境是如何带来创新和发现的。人是激发创新的关键，环境也是如此。研究的前沿知识是推动创新的最佳途径。所以，创新的团队应该生活在技术和创新的前沿，这些人应该使用他们研究领域的最高端技术。因为，生活在技术前沿的人，他们有非常敏锐的嗅觉，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会很快地发现新技术，他们也能够很好地理解潜在的发明和新技术带来的影响和潜力。第二，使用新技术会迫使人们去解决一些未知的问题。这些技术的早期发展会使你了解一些与之相关的问题，技术也会提升能力。斯坦福大学的Xerox Alto、Cisco以及Yahoo的具体案例说明了，所有公司的成立都是由愿景推动的，研究由探索开始。

　　同时，亨尼斯校长指出，创新还需要其他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以便我们能够形成创新型的中心。这些因素包括：一是足够的研究资金。这样才能够使建立在研究、方法和业绩之上的最好的理念得到资金的支持。二是研究团队要有更大的自由度。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研究发现会有怎样的突破，也没有任何人会预测建立在这样研究基础上的公司会带来的收益。三是要有一流的设备、实验室和计算机设施，这是完成研究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四是学生。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影响的最有创新能力的人，他们在技术转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Google的奇迹就是最好的确证。

　　二、研究型大学的技术转让

　　亨尼斯校长认为，过去25年自己在斯坦福和硅谷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技术转让转移的是人，而不仅仅是技术。技术不过给研究人员到开发人员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作技术并且能够真正理解这种技术的人，他们是最好的进行技术转让的工具。当然，一些技术方面的发现最好能够提供给公司使用。这种做法尤其当技术有广泛的改进，并且在新的行业中有所改进的时候，这样做是最好的。斯坦福长期成功的历史、长期转让的技术是依靠人。大部分或所有的案例中都是如此。斯坦福所有的公司，包括新创的公司当中，发明人员的参与技术，在技术转让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完成技术成功转让的这种创新必须具有一定的支持环境。这样一个环境在大学、科研领域以及产学研当中都是最重要的。在硅谷的独特环境里，行业里面的创新人员以及大学里的创业人员可以看到，他们的合作以及他们的使命会尽可能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科学家和工程师都非常忠实于技术、科学，在行业和大学之间架起了一个有效的桥梁。转让、创新同时也要求技术方面突破，要有肥沃的土壤。丰润的土壤应具备一系列要素。其中，资本是最重要的，要有风险资本和天使资本。当然，工程天才也很重要。而管理方面的天才经常被忽略。此外，咨询建议也很关键，尤其是在公司创业阶段，非常需要一些团队的帮助和指点，以为他们的发展指明方向、对市场作出反应、改变业务计划等等。

　　亨尼斯校长发现，在技术转让中，研发部门很重要。在斯坦福的历史上，对技术转让一直都很支持。但在斯坦福大学（http://www.xueus.com/stanford），没有专门的团队负责选择、投资和帮助新兴公司。亨尼斯校长认为，创建公司不是大学的主业所在，大学在这方面基本不具备合格的人员。

　　在演讲的最后，斯坦福长再次强调了大学在科研和创新方面的作用和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本人对未来大学的梦想，他认为大学应该将研究、教育和教学整合起来，学生和活跃的学者应该致力于研究、创造。在过去的25年中，这个模式在斯坦福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保证智力发现的质量、保证教师的科研和创新。斯坦福相信，大学能够、也应该成为研究和创新的源泉，在21世纪尤其如此。大学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充分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做出更大的贡献，进一步改善人类福祉。

　　演讲结束之后亨尼斯校长围绕着有关问题与中方大学校长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郝平问：斯坦福这些年在海外建立了多少个海外中心？打算派多少学生到海外培训？在这个项目上需要花多少钱？斯坦福如何激励、鼓励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

　　亨尼斯校长答：斯坦福在海外建立的中心全球共有十几个。本科生中的35%都会有短期或长期到海外学习的机会，目的是使斯坦福的学生具有一种国际视野。创新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合作。关于文理并重以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如何创新的问题，斯坦福未来的重点是如何促成跨学科的科研，通过跨学科的合作来促进创新，特别是文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互动。

　　——上海大学副校长周哲玮问：在斯坦福氛围中，如何协调从事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之间的关系？斯坦福中不乏不成功者，他们是继续进行研究还是选择离开？

　　亨尼斯校长答：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一个联系的统一体，有很多的互动、合作。至于第二个问题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有很多成果，但没有应用，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很常见。问题是这种研究成果会对谁产生影响，是对学术界还是产业界？这都是我们在不断思考的。另外，对于一直在做，但始终没有成功的人，很难得到研究经费了。

　　——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问：信息技术与其他技术相比有其独特性，在对物理、数学、化学等专业的教授的评价与对信息技术专业的教授的评价如何区分？

　　亨尼斯校长答：我们对所有人的考核基本上采用的是相同的方式。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同行对他们的评价、认可是最核心的标准。我们也提到影响，但这个影响是广义的，可以是对产业的影响，也可以是对其他社群的影响。我们往往会找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的专家来对被评价者的工作质量以及可能的长期的贡献与影响进行评价。

　　——东北林业大学校长李坚问：中国大陆学者智商、待遇等方面并不低于别国，为什么缺少世界大师级人物？至今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

　　亨尼斯校长答：这个问题有难度。但美国一些模式可以借鉴。我们对最出色、最优秀的人才是给予绝对的支持。我们的科研拨款机制是灵活的，直接与研究者的绩效挂钩。在实验室和仪器设备的使用方面，给他们提供极大的自由度。我从来不去告诉教授该研究什么，我们的拨款机构也不会去干预，教授主要按照自己的研究兴趣进行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问：近年来，在一些世界一流的理工科大学里，文科研究进展很快，其成果的产生是不是与自然科学的浓厚氛围相关？这两个领域的教授们是否经常交流？在斯坦福文科的研究经费大约占多少？

　　亨尼斯校长答：这种联动肯定是有的，特别是在那些交叉领域、交叉课题方面。大学的科研经费中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政府和产业界以外，其中大部分是联邦政府。但联邦政府有很少的钱给文科，主要是给自然科学、医学、工程等。对此，我们大学的自筹经费主要用于文科，与政府拨款相反。

　　——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问：我认为大学主要是创造环境、搭建平台。美国大学科研机制是高度竞争的，这是不是与美国的大环境相关？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还需要校方起着一定的主导作用。对此，您如何评价？

　　亨尼斯校长答：正是这种竞争机制成为我们斯坦福大学成功的关键。斯坦福大学（http://www.xueus.com/stanford）是一所私立大学，但却可以直接在招生、招聘教授、科研经费等方面与其他公立大学直接竞争，可以得到适当数量的钱。谈到此，我认为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结合在一起非常重要，可以使我们的研究生培养更加高效。同时这些研究生能通过这种机制，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带到外面，有所作为。通过这种平台，成果转化更加畅通，更有助于大学的创新和发展，也更有利于大学服务于社会。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问：一般认为，斯坦福大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硅谷的成功联系在一起。那么，硅谷的成功中斯坦福大学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亨尼斯校长答：我认为斯坦福大学的重点是从事世界级别的创新工作，最终是应该走出象牙塔。我们强调的是做世界级的最好的顶尖的工作，社会也期望大学这样。我们在促进大学在社会进步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至于斯坦福在硅谷成功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提供了技术和团队来帮助组建公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胡海岩问：近几年斯坦福大学如何对待教授在外面兼职，如何保证教授们在上班时间不去思考公司的问题？

　　亨尼斯校长答：教授的角色与他们在公司中所扮演的角色确实有潜在的利益冲突。我们基本的做法是，如果是教授，我们不允许他们在公司中担任管理职务。否则，会影响科研的。我们认为教授在大学教书是他们的主职所在。但他们可以每周有一天在公司从事咨询工作。此外，我们还要求我们的教授不可以在大学和公司里承担同样的课题。可以说，这个问题永远是个挑战。

　　——中国林业大学校长陈章良问：我觉得风险投资基金对斯坦福大学的创业很重要。请亨尼斯校长谈谈这方面的经验和所存在的问题。

　　亨尼斯校长答：风险基金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使技术的转化取得成功。当然，风险基金会受到愿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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