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是怎样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

　　应该说，在世界一流大学中，斯坦福大学是比较年轻的一所，属于后起之秀。如果从斯坦福夫妇1885年召集第一届董事会开始筹建大学算起，有118年的历史；如果从1891年10月1日斯坦福大学正式开学算起，也就112年的历史。在时间上可以说，与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不相上下。而如今，斯坦福大学已从当年荒凉闭塞的美国西部的“乡村大学”，发展到当今已成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以及群英荟萃的科学研究中心之一。1994年，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教师协会根据世界各大学的学术业绩、学生的素质和科研中取得的成绩，评出世界十佳高校，斯坦福大学（http://www.xueus.com/stanford）名列榜首，并被命名为世界最佳大学。总结其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创建一流大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具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和强烈的进取精神

　　由于斯坦福大学的建造适逢美国工业革命高歌猛进之时，所以，它的建校宗旨带着强烈的时代烙印。在1891年10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主席台前挂着4面锦旗，分别写着“科学”、“艺术”、“文学”和“技术”，它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结合：文科和理科结合，教学和科研结合，文化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这一办学思想既抛弃了美国东部老牌学校重学轻术的陈规，又弥补了农工学院重术轻学的短处，还融合了引进柏林大学注重研究的经验，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开拓出了一条新路。这一办学思想是一种注重实用又有别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的办学思想，在日后斯坦福大学的办学和发展过程中始终明确地坚持了这一点。在斯坦福大学的创办过程中，还始终贯彻着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思想，饱含着学以创业、学以致用的精神，这我们可以从斯坦福大学选人和用物的方面看到。在选人方面，首先，斯坦福大学十分注重校长的人选，出发点是重才能而不重名气，重潜力而不重资历。其次，在抓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十分注重教师素质。正如首任校长乔丹回忆说：“斯坦福先生要我物色最优秀的教师。他坚决不要那种徒有虚名或游手好闲的人担任教授。”因此，聚集到斯坦福大学的教师虽然不是最多，但都是好样的。再次，在招生宗旨方面，斯坦福大学从建校之日起就提出一项旨在广开才路的主张，即废除种族、宗教信仰、地域与性别等限制，择优录取。这在当时是十分开明的政策。在物的因素方面，斯坦福夫妇都非常重视学校的基本建设，包括后来的继任者，使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在规模、建筑规划、建筑风格、庭院设计等方面都十分具有魅力。正如斯坦福先生在首次开学典礼上所说的：“请记住，生活归根到底是指向实用的，你们到此应该是为了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但也应明白，这必须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这就是影响着斯坦福大学以及斯坦福人发展、成长的教育文化理念，它鼓励每一个有设想的人去创业、去突破。首任校长乔丹的就职演说是激动人心的：“我们的大学虽是最年轻的一所，但它是人类智慧的继承者。凭着这个继承权，就不愁没有迅猛而茁壮的成长。”他宣布：“我们师生在这第一个学年的任务，是为一所将与人类文明共存的学校奠定基础。这所学校不因袭任何传统，无论何人都无法阻挡它的去路，它的路标全部是指向前方的。”后发制胜的斯坦福大学的内在进取精神显然是其成功的奥秘之一。

　　二、有任职时间较长、杰出的校长掌舵

　　一个校长要实现自己的办学理念，必须要有长期的实践和努力。所以，美国一流大学的著名校长都有较长的任期，这得益于美国高校校长没有任职期限的传统。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卡斯帕尔(Casper)说，大学校长至少需要8-12年的任期，才能熟悉情况、建立联系、促进互动、实现目标。斯坦福大学创办至今，前后共有10位校长(含现任校长)，平均每位校长任期11．2年，任职在10年以上的有5任校长。更为重要的是，斯坦福大学的校长都富有开拓进取、把握机遇、不断创新的品质。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卡斯帕尔说，只有不断地对大学的工作，包括对大学的使命、组织架构等进行反思，大学才能够得以持续发展。总体上讲，大学的工作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大学领导要不断地听取来自教师、学生、家长以及校友等方面的意见以不断改进工作，他们的积极参与才能够使得大学不断进步。大学的改革应该是为了学术的长期繁荣，而不是主要为了经济目的。

　　三、顽强地坚持研究型大学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拥有卓越的师资队伍和优秀的学生

　　斯坦福大学（http://www.xueus.com/stanford）在办学的过程中，能抛弃种种诱惑，始终顽强地坚持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承诺并成功担负起高质量的教育、科学研究和革新的责任，精心选拔学生，致力于知识探索，有富于批评性的追根究底的精神，这些正是推动斯坦福大学不断取得新成绩的内在动力。要坚持这一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还要求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和学生。而在这方面，斯坦福大学同样出类拔萃。在师资队伍方面，斯坦福大学从一开始招聘教师就遵循着老斯坦福要求的“要物色最优秀的教师。坚决不要那种徒有虚名或游手好闲的人担任教授”。我们可以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情况来看斯坦福大学师资队伍的建设：斯坦福大学获得第一个诺贝尔奖的是1952年的物理学家布洛克，到1983年的30年间，除一次非学术性的和平奖之外，共有16人次获奖，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人次，其中在1974、1976、1983这3年，斯坦福大学同时出现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除了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外，斯坦福大学还有高质量的学生。斯坦福大学从建校之日起就提出一项广开才路、择优录取的主张，来保证生源的来源和质量。根据1994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美国最好的国家级大学(前25名)排行榜显示：斯坦福大学的入学申请接受率为22％，高中班上前10％的比例为88％，SAT／ACT平均得分为1335分，25％和75％两点上SAT／ACT成绩形成的中间分数线为1230—1440分，均名列美国最好国家级大学(前25名)的前茅。海外生的入读竞争更加激烈，1997学年共有1700名海外生申请，最后只有123人获接纳。斯坦福大学还十分注重本科生入学前的中学成绩，包括中学阶段能力测试和成绩考核的分数，还要加上中学教师的评语，从而保证录取学生的高质量。2002年，斯坦福大学共有学生14339人，其中研究生达7608人。

　　四、坚持教学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和学术自由的原则

　　尽管面对众多的诱惑，斯坦福大学始终坚持把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结合看作是它的主要任务。这也是斯坦福大学在创建初期遵循洪堡教育思想的结果。在斯坦福大学看来，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是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大学的教学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使教师能够不断把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教给学生，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很有好处；而充满了好奇和幻想的学生对教师的不断置疑又推动了研究的发展。斯坦福大学工学院前院长吉玻恩斯(JamesGibbons)说，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参与科学研究．获得的正是“运用基本原理进行思考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可以产生创新的种子”。正是通过紧密参与大学的科学研究，研究生们培养了开放的思维方式和好奇心，使他们能将最新的知识转变为创新的产品。与之关联密切的是其自由研究问题的学风。学术自由对大学的发展极为重要。正如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卡斯帕尔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演讲时所说：“学术自由是一所大学的根本。”斯坦福大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它努力使学术从政治家的怀抱中解放出来，从立法以及各种行政法规的条款中脱离出来，并不断改进和调整包括学术机构本身学术权威的存在、学术范式的力量以及自己成员的政治目的(如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可能对学术自由产生阻碍的因素，以提高自身学术质量。斯坦福大学始终认为，大学促进公共福祉的主要方法是促进知识的增长而不是更多其他的行动。大学本身就是公共服务的最高形式之一，技术转让不能成为大学的中心任务，应该只是副产品。大学的改革应该是为了学术的长期繁荣而不是主要为了经济目的。而这也正是推动斯坦福大学不断向前发展的成功因素之一。

　　五、实施特曼提出的“学术尖顶”战略构想

　　斯坦福大学（http://www.xueus.com/stanford）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特曼(Terman)的决策和奋斗分不开。特曼是史德龄时期的副校长兼教务处长，史德龄把特曼任职的这一时期称作斯坦福大学的历史转折点。斯坦福大学第八任校长肯尼迪(Kennedy)也对特曼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斯坦福大学之所以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特曼非凡的远见卓识。”特曼对斯坦福大学的巨大贡献，一是提出“学术尖顶”的构想，二是在实施“学术尖顶”构想的过程中建立了斯坦福大学与工业界的桥梁——斯坦福工业园区，也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硅谷”。特曼颇有眼光地预见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联邦政府将会增加对大学研究的资助，促使二战中初见端倪的基础研究领域有突破性的进展。斯坦福大学要抓住这一机遇，力争有所作为。当时的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教授认为，政府的拨款必将倾注于有实力的大学或大学里有实力的系科，高校的未来在于人才。在他看来，“大学不仅是求知的处所，它们对一个国家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布局、人口的密度和所在地区的声望，都可以发挥巨大的经济影响，而要成为第一流的大学，必须有第一流的教授”。但这对当时偏于一隅的斯坦福大学来说，无法与东部的名牌大学相提并论，况且西部远不如东部发达，且人才流失严重。当时的斯坦福大学对名牌教授并没有吸引力。但在特曼的领导下，斯坦福大学于1944年制定了20年发展规划，目的是为了能引起政府对斯坦福大学的重视，并充分利用联邦政府的资助，把斯坦福大学从一所地区性大学变成全国著名的研究学府。规划的要点包括：(1)结合斯坦福大学的尖端学科，努力使斯坦福大学成为工业研究和开发的中心，促使大学和工业联合起来，为高科技发展、地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同时也可为该校毕业生提供优越的就业机会。(2)把大学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用以吸引第一流的研究人员，组建各种前沿性的研究所、实验室等，培育在某些方面“引导世界”的人才。(3)同时也不忽视大学的基础教育。在教学和科研的战略上，把大学的二级学科视为潜在的“成长工业”的技术储备。(4)为了增加教师与工业进行联系的兴趣，斯坦福大学制定了一套刺激这种积极性的报酬制度，并且优先考虑可能对大学学术目标作出贡献的企业进入研究园区。正是基于以上招揽出色人才和造就尖端科系的“学术尖顶”构想，特曼教授和当时的校长华莱士·史德龄(Wal—laceSterling)决定把斯坦福大学闲置的土地变成金钱，而把钱——通过聘请著名教授——变成了学术上的威望。他们把校园土地的7．5％约655英亩出租给从事高科技产业的工厂，这便是后来的斯坦福工业园。斯坦福工业园为有志者提供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支持。例如，当今闻名世界的惠普公司，就是在工业园区起家的。当时，在特曼教授学术和资金等各方面的帮助下，他的两位得意门生休利特和帕卡德以538美元创办了惠普公司。斯坦福工业园区从一开始就既给予了创业者以高风险但高利润的机遇，又为他们的创业提供一定的技术、信息、资金的保障。正是提供了这种有冒险基础的研究园区，才使斯坦福大学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人才的流向地。由于人才、资金以及创业精神的聚合产生出了一些有巨大成就的公司，也正是这些有成就的公司才使得斯坦福工业园区和硅谷像一块大磁铁一样，吸引着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工程技术人才。斯坦福工业园成为斯坦福大学师生实习和开发基地，教授们在硅谷可自办公司，或在各公司兼职，学生可在各公司实习和就业，师生们的研究成果很容易在硅谷迅速转化为技术成果或产品。同时，硅谷的发展促进了斯坦福大学电器工程系的建设。如1981年硅谷20家公司在斯坦福大学建立了一个集成电路系统中心，该中心每年培养100名硕士、30名博士，20家公司对他们有优先雇佣权，同时还派出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到中心参加研究工作。它使该系的教学和科研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正如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卡斯帕尔说的：“这种合作对大学来说不是‘分心’，而是一种丰富，因为大学可以向工业界的合作伙伴学习。”这也正如人们所说的斯坦福大学的设想诞生了硅谷，而硅谷的发展使斯坦福大学成为硅谷地区最成功的一家“公司”。

　　六、具有优良的科研设备和丰富的馆藏资料

　　优良的科研设备和丰富的馆藏资料是开展科研和教学的重要工具。斯坦福大学共有实验室、研究中心和研究所近30个，其中在全美、全世界闻名的有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斯坦福同步加速器中心、材料研究中心、无线电天文学研究所、气动声学研究所、汉森物理实验室、语言与信息研究中心、爱德华·金滋顿实验室、胡佛研究所以及睡眠紊乱研究中心等等。

　　斯坦福大学的藏书也十分丰富。全校共有17个图书馆，分主馆和分馆两类。所有图书馆的藏书量均达到700万册左右，还有100多万份手稿和档案文件，50多万份政府文件，150万卷微缩胶卷，25万多张地图和10万多盘电视、电影胶片分藏在各个相关的图书馆。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古本、珍本书籍，以及十分珍贵的档案资料和名人手稿。1996年，北美120座大型研究型图书馆就它们各自的研究条件、书籍收藏、科研设备、服务设施以及资料齐全与否等情况进行评比，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名列第五。正是拥有如此优良和众多的科研设施和馆藏资料以及良好的科研和教学氛围，才促使斯坦福大学持续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七、雄厚的经济实力是斯坦福大学发展的基础和保证

　　经费资源虽然不是办最好大学的决定性因素，但它是满足一所大学办学和发展的基础，如果一所大学没有充裕的经费，也会陷入办学的重重困难之中。斯坦福大学（http://www.xueus.com/stanford）作为一所私立学校，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它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斯坦福大学虽然有斯坦福先生的捐赠作为办学经费来源之一，但这显然不能满足办学的需要，必须拓宽经费渠道。首先，除了从1920年开始收缴正常的学费外，斯坦福大学还坚持了斯坦福夫妇在《建校捐赠证书》中明文规定的一项有远见的政策，即学校的土地是非卖品，但可以作为“摇钱树”。这给了特曼等有识之士以很好的启发：把校园一部分闲置的土地租出去兴办工业园区，从而为斯坦福大学带来了一笔稳定的可观收入。其次，斯坦福大学在办学历史上有3次成功的筹款运动。第一次是在1961年，该校制订了筹款1亿美元的3年计划，到1964年4月超额完成；第二次是在1972年，计划用5年时间筹款3亿美元，到1977年5月超额完成；第三次是在1987年2月，提出美国高校历史上最惊人的一次筹款运动，计划用5年时间筹款11亿美元，他们的目标不但达到而且还超出了预计的筹款数额。再次，这所学校有一种接受捐献的传统，许多校友都继承了这种传统。例如，休利特和帕卡德当初从特曼那里得到538美元的资助而办起了惠普公司，在他们发达之后，不忘母校和师恩，于1977年回赠920万美元，建造了特曼工程中心。惠普公司还是斯坦福集成电路系统中心这一现代化研究基地的赞助者之一。在第三次筹款运动中，除了得到其他校友、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外，光休利特和帕卡德就分别捐赠了5000万美元和7000万美元。目前，斯坦福大学已有47亿美元的捐款储存，每年用这笔存款投资就能产生足够的回报以供学校的日常开支。

　　八、具有良好的开放、竞争的外部环境是斯坦福大学永远保持高水平的动力

　　英国著名学者阿什比曾说：“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世界一流大学少数分布在英、法、德、日等国，大多则集中在美国，这决非偶然。为什么在美国能涌现一批世界一流大学？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高等教育密切结合经济发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社会需要服务，既促进了经济发展，又促进了自身发展。这种教育与经济相互促进的环境，为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此外，美国一方面综合国力雄厚，另一方面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教育兴邦”的思想在美国十分牢固，政府对教育也有很大的投入。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形成了开放性的传统，善于博采众长，广纳世界贤才，学术思想活跃，管理民主科学。它能虚心学习和借鉴英、德等国的办学经验，但又不照搬欧洲的传统模式，而是不断革新，强调高等教育与经济、科技的紧密结合，并以良好的治学环境和优厚的待遇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

　　同时，大学享有高度的办学自主权，同一层次大学间的激烈竞争和互动研究也是推动斯坦福大学（http://www.xueus.com/stanford）发展的动力之一。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所说的，美国大学最突出的特点有3个：一是自治。美国木学“享有显著的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美国大学享有的自由比世界上任何主要国家的大学都要多”。二是竞争。他认为，“大学之间为师资力量、学生、资金甚至为运动队而竞争”，“所有的院校都在竞争，如果不是为改变地位，至少也是为避免衰落”。三是反应能力。博克认为，美国大学独立和竞争的特点，使其“十分注意一些重要的因素，诸如学生、教师队伍、校友、基金会、公司、政府机构甚至社会团体”，“对周围环境变化能够迅速做出反应”。这不论对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都非常重要，因为“私立大学不能指望从州政府得到多少支持，它们必须不断与其它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竞争，争取学生和捐赠人的好感，否则就要冒衰退甚至解散的危险”，而公立学校也“越来越把集资运动视为保持学校级别的途径”，为“吸引别的大学的名教授”和“全国优秀奖学金获得者”，“也在日益加紧寻找私人捐款人”。正是由于其自治、竞争、积极反应社会需求的机制，使诸多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才会为声誉、资源，为生存、发展而激发出无穷的活力和能量。为反映这种竞争，评选方法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都要对全美重要大学和学院进行调查研究，并将排名结果进行公布。它为美国社会公众、家长、学生、财团和基金会等认识大学、评价大学、监督大学和选择大学提供了清晰的参照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排行榜总是只反映同层次院校之间的竞争，不同层次院校之间不进行无谓的竞争，这也促使同一层次各个大学保持最佳的竞争状态，努力保持自身的特色。

　　在相互竞争的同时，美国各个大学还进行互动研究。在美国，一所大学或某一类型的大学开创某种新的教育理念或发展模式，其他大学就会借鉴其经验，提高自身的学术与科研水平。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自二战后的互动过程便是一个例证。20世纪50～60年代，哈佛大学对斯坦福大学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确立了基础研究在整个大学发展战略中的首要地位；二是制定了学术与科研发展的长期规划(20年)；三是准确预见了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充分利用国家的科技政策，选准科研的突破口，实施“学术尖顶”战略，并以此为中心向其他相关基础学科辐射，形成自身的特色和优势，迅速提升了整个大学在全美研究型大学体系中的地位；四是恪守研究型大学的标准，严格选聘教师的程序，保证斯坦福大学的科研水平处于领先地位。总之，斯坦福大学发扬了哈佛大学重基础研究与学术的长远规划之长，又不局限于哈佛大学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自身与工业界联系紧密的传统，探索出了一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开发相结合的发展之路。正是靠吸取了哈佛大学的这些营养，斯坦福大学从传统封闭的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进行了成功改造，从而使斯坦福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成为美国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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