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没有校方资助 一半学生上不起

　　独立战争时期，美国大陆会议曾在这里召开；两百多年前，美国“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将军曾经在这里与英军大战几个回合，并在给他养子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没有一所学校能比它产生更好的学者和给人以更值得尊重的教养！”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2年时光，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舒服得像一头冬眠的熊，在颠沛的一生里，从未试过如此像在家里！”当代最著名的大诗人之一艾略特上世纪初曾经在这里沉溺于冥想玄思；每逢50年校庆，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一定会在这里发表演讲。

　　在华人中，最早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曾经在这里埋头于高能物理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经济学家邹至庄、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等华人学界翘楚目前都在这里任教；前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校长田长霖曾经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大学时光。

　　这里是哪里呢？它就是普林斯顿大学(以下简称普大)。普大成立于1746年，是美国第四古老的大学。这所世界闻名的高等学府，与哈佛、耶鲁并称“常春藤三巨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最近至少连续5年将其评定为“美国最好的大学”。人民网驻美国记者近日赴普大校园对普大校长雪莉·蒂尔曼女士进行了独家采访。

　　忙得没时间美容，但不遗憾

　　记者：我知道2006年普大再次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评为美国最好大学，与哈佛并列第一。到目前为止，普大已经是连续第几年被评为美国最好大学了？

　　蒂尔曼：自从我2001年担任普大第19任校长以来，普大就一直被评为最佳。这么一算应该是至少5年。每次都是要么普大独占鳌头，要么与哈佛并列冠军。

　　记者：您作为一校之长是什么感觉？

　　蒂尔曼：太看重这个排行榜是一个错误。我并不太把这个排行榜当回事，因为它所使用的排名方法并不完善。当然，这对普大来说还是一个荣誉，但即使普大在这个排行榜上的排名掉到第二或者第三，那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并不表明普大真的就发生了什么变化。

　　记者：据说普大一直比较“重男轻女”。建校以来一直以男性为主要培养对象，学生基本来自中上层家庭，直到1969年才开始招收女生。至今仍有许多人抱怨它的男女学生比例不平衡，普林斯顿的本科生俱乐部也是很晚才允许女生加入。然而您却成为这个学校260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校长，这个职位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蒂尔曼：这反映了普大既有长期作为美国著名男校的传统，也有敢于创新的传统。我被普大推选为校长，是在普大招收第一位女生30多年之后。30多年来普大能够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普大敢于创新、始终追求卓越的明证。

　　记者：您上任以后提拔了很多女性中层主管。她们的工作令您满意吗？

　　蒂尔曼：满意！非常满意！

　　记者：您能否给那些雄心勃勃的女大学生一些未来事业上的建议呢？

　　蒂尔曼：第一，找到一件你真正感到有激情的事情去做。这可能是最重要的。第二，必须做好打算为事业做出某些牺牲的准备。我那个年代的女性都被灌输这样的观念：女人能够拥有一切，包括养儿育女、丰富的家庭生活、多彩的职业经历。但是尝试之后很多女性都发现，实际上远没有那么简单。为了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你必须玩命地工作全身心地投入。

　　记者：听说您曾经到非洲的塞拉利昂教过两年中学。这种经历很独特，给您后来的生活乃至世界观有什么影响？

　　蒂尔曼：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喜欢教书，二是我开始了解到，除非你亲身体验否则你很难理解与自己不同的文化。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我鼓励普大的学生到国外学习一段时间。

　　记者：但听说普大并不十分鼓励学生们离校去国外留学或是去美国别的学校进修？

　　蒂尔曼：过去的确是这样，因为当时我们认为普大就是接受教育最好的地方，学生没有必要到其他地方去。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普大学生现在出国学习的很多，他们都感到受益匪浅。

　　记者：难道是全球化在起作用？

　　蒂尔曼：没错！

　　记者：听说您还是著名的GOOGLE公司的董事。您能从GOOGLE公司那里拿到报酬吗？

　　蒂尔曼：目前还没有，但公司最后会给我一些股票。

　　记者：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GOOGLE公司董事这两种角色之间会不会出现利益冲突呢？

　　蒂尔曼：我认为没有冲突。担任公司董事对大学校长来说是很好的经历，可以学到很多管理方面的知识，同时增加对私营企业运作过程的了解。如果GOOGLE公司跟普大要就某些合作事宜进行谈判，我会选择回避，这样我就不会影响到普大的决策。

　　记者：您说过自己忙得连美容的时间都没有，作为职业女性，您感到遗憾吗？

　　蒂尔曼：（笑）我不遗憾。你必须找到能让你快乐的东西。能够给我快乐的是科学研究、教书育人和抚养孩子。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其他事情，并未让我感到不安。

　　记者：普林斯顿的校歌《老拿苏》，过去的歌词一直是：“来赞美老拿苏！我的男孩们，好啊好啊好啊！好怕儿子们将奉献他们的生活。来赞美老拿苏！”在学校妇女团体的强烈要求下，这段歌词后来被改成：“来赞美老拿苏！我们歌唱。好啊好啊好啊！我们的心将奉献我们的生活。来赞美老拿苏！”有这回事情吗？

　　蒂尔曼：这首校歌是在普大开始招收女生以后被修改的。

　　记者：您是否也参加了校歌的修改？

　　蒂尔曼：这件事发生在我当上普大校长很早之前。

　　“没有人能隐瞒一辈子”

　　记者：我知道您是分子生物科学领域的世界知名学者，您本人在干细胞研究领域做出过很多突破性的发现。全球合作的破译人类基因图谱计划中，您就是核心科学家之一。最近，韩国的“干细胞之父”黄禹锡在学术上的欺诈行为被曝光，震动了各国学术界，对此您有何评价？您觉得如何保证学术研究上的诚信？

　　蒂尔曼：这是一起很不幸的事件。我认识黄博士，在韩国时曾经见过他。学术欺诈在科学研究的任何领域都有可能发生。但伪造试验结果的现象还是比较少见。没有太多的办法能够事先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但事后往往很快就会败露。科学试验具有可重复性，一些科学家的试验结果会被很多人拿去进行重复试验，如果试验结果不能被复制，那就证明有人作假。

　　记者：所以没有人能够隐瞒一辈子？

　　蒂尔曼：没有人能瞒一辈子。尤其是在干细胞研究这么火热的研究领域就更是如此。黄博士的试验结果宣布后，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复制他的试验，结果没有人能够重复他的试验结果，于是他很快就暴露了。

　　记者：太奇怪了，黄博士本身已经是相当有名的教授，为什么还会去干那种傻事呢？

　　蒂尔曼：我不知道，你可以问问他本人。不过我认为，当你名满天下的时候，那种迫使你继续向前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如果你不够坚强，最终你就会成为这些压力的牺牲品。

　　记者：这起丑闻是否向那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敲响了警钟？

　　蒂尔曼：是的，不过绝大多数有名望的科学家都成功地抵御住了这种压力，很显然黄博士没有做到这一点。

　　“小就是美！”

　　记者：提起世界名校，人们往往喜欢用“高”（研究高深）、“老”（历史悠久）、“大”（规模庞大）、“全”（学科齐全）这四个形容词。然而普林斯顿大学却不“全”，缺少很多学科，没有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兽医学院，也不“大”，在美国著名的“常春藤联盟”中，普大从学生人数上讲可以说是一所“袖珍大学”。但普大在学术上却享有极高的声誉。你们是怎样做到的？

　　蒂尔曼：规模不大，学科不全，恰好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记者：小就是美！

　　蒂尔曼：没错，小就是美！正因为我们不需要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情，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做到了极致。

　　记者：目前中国的不少大学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创建二级学院，或者与其他院校合并以扩大学校规模。对此您怎么看？

　　蒂尔曼：我知道中国的大学在急剧扩大规模。它们这样做，是对过去10年来中国经济爆发式增长的自然反应。如果我是这些大学校长中的一员，我会深感忧虑，因为随着学生和教师数量的急剧增长，很难保证教学质量不受影响。我会尽量在学校规模扩张和保证教育质量之间求得平衡。

　　记者：您的担忧是对的。在中国高校，由于近年来对本科生的大肆扩招，的确导致教学质量普遍下降。我们知道，普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对本科教育的高度重视，目前在校本科生约4761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约2031名。与美国其他名牌大学相比，普大的研究生比例较小，对此您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不增加研究生的比例呢？

　　蒂尔曼：实际上普大正在扩大本科生的数量，迄今已经增加了约11％。按照中国的标准这可能不算太多，但是要知道，普大已经有35年没有扩招了，所以本科生数量的增长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大事。在过去几十年里，普大也一直在扩大研究生的规模，虽然进程很缓慢，但一直没有间断。虽然普大在扩大，但我们一直很重视平衡的问题，那就是在扩招的同时保证教学质量不下滑。

　　数学系的“下午茶”是一个很古老的传统

　　记者：你们怎么保证教育的高质量？

　　蒂尔曼：一是保证教师的质量，一是保证教师专注于教学。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和洛克菲勒大学唯一的目标就是从事科学研究。普大跟它们不一样。普大是研究型大学，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教学。我们要求所有普大教授都得给学生上课。在美国常春藤盟校中，普大对本科生的教育质量最为关注。

　　记者：由于学校小，研究生人数也少，普大的本科生与教授之间的关系比其他常春藤大学都更密切。在普大，据说教授和学生之间有充分的沟通交流，做到教学相长。比如，数学系的“下午茶”就很有名，给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一个谈天说地、自由交流的平台。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蒂尔曼：“下午茶”是数学系一个很古老的传统，几乎每天下午都举行。其他很多系都有类似的活动。校方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鼓励师生之间的交流。比如，过去20年来，普大一直坚持在第一学年开始时让本科新生10到12人一组跟老师参加研讨会；我们让部分教师住进住宿学院，并与学生一起用餐。我们要求所有教师每周要留出一定的办公时间，专门接待学生并解答他们的问题。就是在学校的体育运动队里，也有我们的教师专门担任指导员。

　　普大的大部分基础课程是在100到150人的大礼堂内上课，但学生们可以享受到普大的“导修制”――每个星期学生们都参加10到15人的小班，由教授或是助教带领，复习一个星期以来所学的课程。这个制度是由上个世纪初普大著名校长、后来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制订的。它现在是最受普大本科生们欢迎的项目。这一切都是为了增加教师和学生接触和交流的机会，确保每个学生都得到他们应得的关注。美国其他大学后来都借鉴了普大的威尔逊“导修制”。

　　跟其他美国高校不同，普大目前在本科生的教学模式上仍处于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之间。我们仍保有浓厚的欧式教育学风，也就是老师和学生一对一的辅导。在普大，所有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本科学生都要求从事独立研究，这时老师会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比如我现在还带一个学生。我们的采访结束后，我还得对他的毕业论文进行辅导。担任校长后，我的时间变得很紧，但我喜欢教书，所以就没有放弃。像我这样的美国大学校长并不多。

　　记者：普大的学生们，尤其是那些高年级的学生，社交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参加普林斯顿有名的11个饮食俱乐部。三年级的学生不在学校食堂吃饭，而是参加11个高年级饮食俱乐部中的一个。这些饮食俱乐部对培养学生到底有什么好处？

　　蒂尔曼：每个饮食俱乐部都有大约120到200个学生成员。这样可以让学生们彼此建立更小的社区，通过这个社交空间结识朋友。饮食俱乐部完全由学生组织成立并自行管理，校方不介入，但会给这些俱乐部一些间接的经济补贴。

　　记者：听说普大非常重视学生品格的培养，从1893年起就开始实行“诚信”制度。意思就是，普大学生参与的所有书面考试都在诚信制度下进行，没有老师在场监考，全凭学生自觉。是这样吗？“诚信”制度效果如何？

　　蒂尔曼：的确是这样。效果还不错。所有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都知道，必须诚实守信。我们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旦有学生被抓住作弊，校方会给予严厉处罚。一般是，抓住一次就必须休学一年，抓住第二次就得走人，永远不得再踏入普大的校门。

　　记者：普大向来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这一点其他常春藤高校难以企及。然而普大的学生并不是书呆子，并不缺乏创造力和动手能力。普大是如何做到理论和实际不脱节，学以致用的呢？

　　蒂尔曼：（笑）这个问题很好。普大的确花大量时间进行理论方面的研究。就本科生教育而言，头两年主要强调知识的宽度，后两年则转向知识的深度。但总的来讲，都是要让学生广泛接触21世纪的新观念和新思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知识的深度和宽度相结合，使得普大的学生毕业后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

　　“这对普大和总统来说都是极大的面子”

　　记者：迄今我到过贵校两次，看到你们校园里到处都是古老的建筑。有人说，普大校园弥漫着浓厚的“过去”的气味。有位普大学生说：“在普林斯顿大学，变化不算变化，只能算是新传统。”您如何看待传统与创新的关系？

　　蒂尔曼：我们现在所在的行政楼名叫“拿苏堂”，看上去古老而又庄严，就在离“拿苏堂”500码的地方我们正在建造一座科学图书馆，使用的建筑材料主要是钢和玻璃，看上去跟“拿苏堂”完全是两回事。我认为就在这些新建筑（新传统）和旧建筑（旧传统）之间存在一种延续性，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卓越。

　　记者：我听说普大校园流行一个有关“费兹兰道夫门”的故事。这扇门在1905年建成，是校园的正门。其后的60多年中，它大部分时间都关闭着。到了动荡不定的60年代，在普大学生的抗议下，校委员会决定将这道门永远打开，以象征普大拒绝将自己关闭在学术的象牙塔中。但之后不久，又一个传统在普大形成：每年的新生都列队走入这扇门，加入普大这个集体，而每年的毕业生们都会列队走出大门，象征着他们离开了学校走向社会。但据说在入学到毕业的4年中间，任何走过这扇门的学生都会毕不了业。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它说明了什么？

　　蒂尔曼：故事是真的。“费兹兰道夫门”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重开。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越南战争正僵持不下，民权运动又如火如荼。当时大学生广泛卷入了外面的世界。所以打开“费兹兰道夫门”具有象征意义，表示普林斯顿不能再独善其身，必须关心外面的世界。走过“费兹兰道夫门”就毕不了业这种说法来自更古老的传统。这虽然是迷信，但所有学生都深信不疑。我就从来没有看到过有学生走过这扇门，除非是毕业典礼的时候。

　　记者：您本人呢？

　　蒂尔曼：我已经毕业了，所以我走过那扇门没有问题。（笑）

　　记者：每逢50年校庆，普大就一定会请到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前来演讲。250年校庆的时候，来此发表演讲的是克林顿总统。有人说，这是普林斯顿大学给在任总统一个极大的面子，而不是相反。您是否也这样看？

　　蒂尔曼：我认为，这对普大和总统来说都是极大的面子。

　　“没有校方资助，一半学生上不起普大”

　　记者：听说普大为学生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有90％左右的学生可以申请到奖学金，是这样吗？

　　蒂尔曼：55％的学生能够拿到我们的奖学金。当然你也可以说是100％，因为即使是支付全额学费的学生也并未支付所有的教育费用。校方发放奖学金的标准是看学生的支付能力，而不看他们的学术表现。我们认为所有有才华的学生，凡是被普大录取的，都应当到这里来读书，不管他们的经济支付能力如何。这样做是为了保证给学生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

　　记者：但经常有人批评说，常春藤大学是富家子弟的天堂。是这样吗？

　　蒂尔曼：不对！如果没有校方的资助，有一半的学生都上不起普大。普大目前给每个学生的平均资助每年高达2.7万美元。

　　记者：中国学生得奖的多吗？

　　蒂尔曼：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研究生院有很多中国学生，他们100％都得到了校方的资助，因为我们100％资助所有研究生。

　　拉姆斯菲尔德曾担任普大校董

　　记者：普大260年的建校史上曾吸引众多星光灿烂的名人来此任教，如著名的相对论大师爱因斯坦、数学大师冯诺依曼·阿廷、2002年度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等。中国科学家华罗庚、姜伯驹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陈省声、李政道、杨振宁，都曾担任过普大的研究员。请问贵校是如何吸引住这些人才来此任教的？

　　蒂尔曼：我们有一个“工资封顶制度”，禁止校方利用高工资来吸引教师加盟普大。所以我认为普大吸引人的地方主要有两个，一是教师队伍的高素质，二是学生队伍的高素质。而且普林斯顿环境优美，是生儿育女的好地方，这也吸引了很多人。（笑）

　　记者：普大培养出的学生很多都在各行各业成为明星人物。毕业校友中，有两位美国总统（麦迪逊总统及威尔逊总统），有无数州长，有众多好莱坞明星，有历届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这些学生毕业后对母校都做过哪些贡献？

　　蒂尔曼：有两种方式回报母校，一是在学校咨询委员会或者董事会担任职务。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现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都曾担任普大的校董。来自马里兰州的联邦参议员保罗·萨班斯目前依然是普大的校董。二是捐款。普大的校友都踊跃捐款，60％的健在校友每年都要给普大捐款。这是相当高的比例。目前捐款最多的是彼得·刘易斯，1955年毕业于普大。他捐了1亿多美元。香港人胡应湘1958年毕业于普大工程学院，他也承诺向普大捐款1亿美元。

　　至少在我的任期之内不会设立三大学院

　　记者：普大没有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这三大专业学院可都是社会上最热门的学科，而且能够给学校带来滚滚财源。为什么不设立呢？

　　蒂尔曼：不设立这三大学院的理由是：一旦设立，会分散我们的精力，干扰我们从事最主要的工作，那就是本科教育和博士教育。

　　记者：普大会不会因此而面临资金问题？

　　蒂尔曼：资金压力总是有的，但可以说，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比绝大多数美国大学都要好。

　　记者：今后有没有设立这三大学院的计划？

　　蒂尔曼：没有。至少在我的任期之内没有这个计划。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永远没有这个计划。我们也不想捆住继任校长的手脚。

　　记者：我猜想，如果普大设立这三大学院，其中任何一个学院肯定都将成为美国最好的学院之一。

　　蒂尔曼：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在美国做一个调查，评出美国最好的法学院，普林斯顿法学院肯定排名前五。实际上，我们甚至不需要法学院，就已经有人把我们的法学院评为最佳了。（笑）

　　中国学生都有“腹中之火”

　　记者：据说中国学生在普大的外国留学生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有一个统计数字说，所有外籍学生中以来自中国大陆的数量最多，约占总外籍学生总数的1/4。普林斯顿大学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中国留学生？中国学生在普大的学习主要集中在哪些学科上？您对他们的表现有何评价？

　　蒂尔曼：这个数字大体差不多。在普大，中国籍学生一共有224人，其中本科生30人，占本科生总数的0.6%，研究生194人，占研究生总数的9.6%。当然这并不包括大量华裔学生。中国学生选择学习科学和工程专业的特别多，很多学生都来自清华和北大。他们在普大的表现都很出色。中国学生给我的最深印象是雄心勃勃、勤奋刻苦。我说过，要想在学业上取得成功，就得有“腹中之火”，也就是伟大的抱负和强大的动力。我认为中国学生都有这把“腹中之火”。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英语。那些英语基础好的中国学生可以很快实现学业上的腾飞。但如果英语基础差一些，就得花费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在学业上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

　　记者：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学扩招，毕业生在就业方面遇到不小的压力。据说普大在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很突出，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94％。能介绍一下经验吗？

　　蒂尔曼：我们的秘密就是普大的声望。如果有雇主看到一封求职信，知道求职者是普大的毕业生，我相信大部分雇主都会想，求职者肯定是一个受过非常良好教育的人。

　　记者：如果学校很有名望，就不需要再做广告或者公关，推销自己的毕业生了？

　　蒂尔曼：在某些地区的确如此。在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域，我们绝对不需要做任何广告。但是我认为普大还是需要向海外学生宣传自己，不仅仅包括中国，也包括拉美、南亚、中欧等地区，这些地区传统上很少有学生到普大来读书。普大在这些地区的知名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就是在美国某些地区，例如偏僻的乡村地区，也有很多富有才华的学生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可以上普大，我们正在想办法向这些学生更多地宣传普大。

　　记者：我想知道，另外6％找不到工作的普大学生最后都干什么去了？

　　蒂尔曼：是啊，我也不知道！但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笑）

　　记者：据说A&T、朗讯、贝尔实验室、NEC、美国教育训练与测试中心（ETS）等都设在普林斯顿附近，它们为普大毕业生提供了什么样的机会？

　　蒂尔曼：除了就业机会之外，还有大量从事科研的机会。普大的学生经常在朗讯做试验，因为它那里有一些普大没有的技术和设备。普大跟这些机构的联系非常密切。

　　记者：学无国界，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对于在研究领域与中国合作的前途，您有什么期望？

　　蒂尔曼：普大跟中国有很多合作，其中包括跟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合作。 这些合作对美中两国都有好处。

　　记者手记

　　人民网驻美国记者日前应约来到普大这所全美“最好的大学”，对校长雪莉·蒂尔曼进行了独家采访。在初春时节里，这所浸润着数百年历史风雨的“全美最漂亮的大学”显得越发美不胜收。满眼都是古建筑群，四处可见锈迹斑斑的青铜老虎雕塑（老虎是普大的吉祥物），记者感觉既像身在童话中的古堡，又似乎在恍惚之间回到了欧洲的中世纪。

　　站在古旧的校长办公楼“拿苏堂”里，更加强化了记者的这种感觉。只有校长办公室内的摆设提醒记者，这里不再属于古代。蒂尔曼随意轻松的打扮、频频闪现的微笑打消了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初次见面的拘谨。握手寒暄之后，采访开始之前，记者送给蒂尔曼一件小礼品－一幅反映农家乐的中国传统剪纸画。蒂尔曼顿时高兴得不得了，连连说谢，并说自己最喜欢这样大红大紫的颜色，“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一定好看”。

　　在联系采访的过程中，有两件小事给记者印象深刻，也是普大人作风严谨的最好证明。由于对普林斯顿地区的地理不太熟悉，几天前记者曾向校长办公室提出两个在记者看来并不过分的小小请求：请他们推荐一家价格比较适中、离普大校园较近的旅店，同时请他们找一位中国学生或者教师，在采访结束后给记者当一当“临时向导”，带记者转转校园，以便记者能够拍摄几张校园风景照，到时候跟文章一起发表。校长办公室很快把我的信转给了专门负责跟媒体打交道的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事务办公室。公共事务办公室的媒体关系经理凯斯很快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说普大很乐意给记者帮忙联系采访事宜，但记者提出的上述两个请求在她看来都“很不寻常”。她说，校长办公室和公共事务办公室都不负责为前来采访的记者帮忙寻找旅馆并带其参观校园，找一个中国老师或者中国学生给记者当志愿向导“也不合适”，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研究和学习任务，而且也不一定能当个称职的校园向导。

　　接到这封信，记者感到很惊诧，同时也觉得有些委屈。记者曾经采访过许多美国大学，它们的公共事务办公室都非常积极主动地帮忙，给记者联系旅馆并安排专人陪同记者参观校园。虽然这并不属于它们必须做的工作，但它们都很乐意给记者采访提供可能的方便，怎么到了普大就变成了“很不寻常”？

　　但采访结束后，有一件事情使记者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为了确保采访报道的准确，记者把当天的英文采访录音整理出来之后传给了校长助理珍妮，要求她传给校长看看。按照记者的经验，很多大学都会说没有时间看，即使看了也是草草了事。但普大却有截然不同的做法。第二天记者收到了珍妮传来的修改稿。让记者感到惊讶的是，普大对英文稿修改得相当认真，连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都没有放过，更别说对一些语法错误和不准确数字的修改了。珍妮在信中告诉记者，她和校长两人一起“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审改英文稿。百忙之中，堂堂普大校长能抽出时间来逐字逐句审阅记者的英文采访稿，实在让人感动。

　　去普大采访前，记者从网上看到一位普大毕业生对母校的评价。他说，普林斯顿的学风并不能用“富有想像力”一词来形容，它的长处在于“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记者亲身经历的这两件小事不就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普大人的严谨作风吗？虽然治学严谨和一丝不苟往往容易被局外人误解为不近情理和小题大做，但却是从事严肃艰深的学术科研工作必不可少的品质。在跟普大人打过交道之后，记者对普大又多了一份高山仰止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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