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美国文学

　　二战后的美国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空前。战争中发生的事，如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使美国知识分子感到震惊。他们怀疑人性是否还有善良的一面，也感到人难以控制自己制造出来的巨大物质力量。他们对文明与进步的信念发生了极大动摇。50年代在“冷战”、麦卡锡主义和朝鲜战争的背景下，文坛趋于沉寂；60、70年代，经过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女权运动、水门案件，文坛活跃起来，出现了一批爱思索的作家。在他们眼里，美国的社会变得十分复杂，价值观念混乱。他们普遍感到不知怎样解释这样的现实，于是便通过怪诞、幻想、夸张的方式，再现生活中的混乱、恐怖和疯狂。他们表现的是没有目标与方向的梦魇世界，他们讲的是支离破碎的故事，写的是“反英雄”、甚至是不完整的形象。这个时期，文学作品中对性爱（包括同性爱）的描写也更为露骨。

　　战争文学：战后出现的第一股文学浪潮是战争小说。其中较好的是梅勒的《裸者和死者》（1948）和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1951）。两部书的共同点是通过战争，写小兵、下级军官与军事机构的矛盾，即人的个性与扼杀个性的权力机构之间的冲突。这些小说已经触及战后整个一代文学最突出的一个主题。

　　“怯懦的十年” ：50年代，右翼保守势力向30年代激进主义传统进攻，许多人由关心社会进步转而关心个人的私利。这10年被称为“怯懦的十年”或“沉寂的十年”。这期间，出现了一些作品，将资产阶级描绘成正面人物，鼓吹服从权威，如《穿灰法兰绒衣服的人》（1955）。这类作品企图维护既定价值标准和现存社会秩序，很快就失去了影响。另一方面，阿瑟·米勒(1915～2005）等作家抵制麦卡锡主义，继续用作品抨击社会的不正义。

　　“垮掉的一代”：50年代沉闷的政治空气使许多青年感到窒息，他们吸毒、群居，以颓唐、放纵的生活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抗议。其中有些人把这种生活与情绪写入文学作品，这便是“垮掉的一代”文学。这种文学发展到60年代后，在国内民主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增加了一些政治色彩。但是对他们中许多人来说，东方宗教与东方哲学更具有吸引力。“垮掉的一代”在诗歌创作方面较有生气，并恢复了美国诗歌朗诵的传统。

　　“黑色幽默”：进入60年代之后，人们对生活中的“非理性”和“异化”现象，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有些作家在作品中，用夸张、超现实的手法，将欢乐与痛苦、可笑与可怖、柔情与残酷、荒唐古怪与一本正经揉和在一起，使读者哭笑不得，感到不安，从而对生活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作者对世界前景的看法往往是悲观的。这就是“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作有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等。

　　有人将阿尔比(1928～　）的作品也列入“黑色幽默”派中。阿尔比是美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他的喜剧并没有什么滑稽、幽默的成份，但是在使读者感到不安这一点上与“黑色幽默”一致。这说明荒诞派戏剧与“黑色幽默”小说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

　　“非虚构小说”：60、70年代，出现了“新新闻报道”或“非虚构小说”这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有些作家认为现实生活的离奇已经超过了作家的想象力，与其虚构小说，不如用写小说的手法来描绘引起社会轰动的事件。这样的体裁允许报道者描写事件时掺杂自己的观察和想象，也可以采用各种象征手法。这种作品比一般报告文学深入细致，其中也包括作者的观察与想象，带有更多的作者个人色彩，艺术感染力较强，例如卡波特的《凶杀》（1966）与梅勒的《刽子手之歌》（1979）。

　　犹太人文学：美国当代作家中，犹太裔作家占相当大的比重，犹太人文学几乎可以视为一种“次文化”或“文化支流”。犹太人文学作品一般都具有古老的欧洲文化与现代的美国文化的双重色彩，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归并使犹太人文学增加了复杂性。宗教思想与同胞遭到屠杀使犹太作家产生犯罪感与负咎感，历史的命运又使他们有流浪感与漂泊感，美国的异化社会也使他们感到找不到归宿。因此，寻找“自我本质” 便成为他们的作品中一个突出的主题。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贝洛(1915～2005) 的《奥吉·玛琪历险记》。实际上，这是犹太民族确立自己的民族地位与民族尊严的一种表现。70年代后期，代表西方较新思想体系的贝洛与属于意第绪文化传统的辛格(1904～1991）相继得到诺贝尔奖金，说明犹太人文学在美国文学中的重要性。其他重要的犹太作家还有马拉默德(1914～1986）、罗斯(1933～　）等。

　　黑人文学：战后黑人文学更趋成熟。拉尔夫·埃利逊（1914～　）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和鲍德温的散文，均已达到第一流文学的水平。他们对种族不平等的抗议采取了更细腻、更深刻的表达方式。他们希望人们认识到黑人是具有全部人性的人。这个时期里，女诗人关德琳·布鲁克斯（1917～　）的诗得到普遍好评。女剧作家洛伦·亨斯伯利（1930～1965）的剧本《太阳下的葡萄干》（1959）首创了黑人戏剧在百老汇上演的纪录。勒鲁伊·琼斯（1934～　）是新一代的黑人诗人，他给自己另外起了一个穆斯林名字，表示他对美国文化的鄙弃。

　　南方作家：南方文学这个时期仍有发展，老作家福克纳、波特(1890～1980）、韦尔蒂（1909～2001）仍有重要作品问世。新作家也不断涌现，著名的有斯泰伦（1925～2006）、奥康诺（1925～1964）、麦柯勒斯（1917～1967）等。他们不再从历史的传奇里寻找题材，而是关心现实生活中南方人精神上的苦闷。坦·威廉斯（1914～　）是战后享有盛名的南方剧作家，他的《玻璃动物园》等作品通过人物的性变态心理表现生活的不幸与空虚。

　　纽约作家：纽约的作家不像南方作家那样具有某种共同的心理因素。人们把他们归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为纽约的几家杂志（《党派评论》、《纽约书评》与《纽约人》）写作，这几家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与小说往往对美国文学的时尚产生影响。利·特里林（1905～1975）与玛·麦卡锡（1912～　）是很有见地的评论家，约翰·契弗（1912～　）与厄普代克(1932～2009）的小说用含有诗意又带有嘲讽的细腻的笔触探索大城市郊区居民的心理和意识，为东北部的中产阶级描绘了一幅幅工笔精致的风俗画。

　　个性化的诗歌：这个时期，美国陆续出现了不少诗歌派别，如“垮掉派”、“黑山派”、“纽约派”、“具体派”、“自白派”和“新超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派”。这些派别各有主张，但其共同点是企图摆脱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的影响。新一代的诗人直抒胸臆，突出个人因素，具有一种“现时性”。他们强调美国特色，不再视伦敦为英语诗歌中心；他们干预政治，不再以超然物外而自傲；他们反对权力机构，蔑视传统规约，他们的诗歌描写吸毒、性爱（包括同性爱）、精神分裂与对自杀的眷恋。这一切，可以看作对西方机械化、标准化、非人性化的社会的一种反叛。

　　理论与批评：战后，“新批评派”的势力逐渐衰落。到了60年代，随着各种激进运动的此起彼落，加上欧洲传来“新左派”的思潮，学术界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又出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心理学融合的理论主张。同时，结构主义的理论也开始在学术界流行。

　　这个时期里，文学家传记这种样式比较繁荣，出现了许多详尽的评传，较有代表性的是5卷本的《亨利·詹姆斯传》 (1953～1972），作者是里·艾迪尔（1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