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留学：朱熔基麻省理工学院演讲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我代表MIT(麻省理工学院)的师生欢迎朱熔基总理的到来，也欢迎包括电视及网络传媒的到来。那个时期我们大多数学生都没有经历过，对它也没有记忆。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我们(美中)的交往都停止了，学者之间也没有直接的接触。现在，那个动荡、不幸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已经拆走了许多阻碍我们发展的障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必须推进更广泛的合作与交流。我认为，中美两国学术界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要促进沟通、交流、交往和更好的了解。我们要更好地了解对方，彼此学习。今天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场合，可以做到这些事情。中美之间不仅要对话，我们之间还必须要合作，来面对这个新世纪的挑战，要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就要用到科技、管理和经济学；要了解这些挑战，就要改善教育，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明智的领导。

　　朱总理今天的发言，就是针对中美两国发展演变中进入新时期的关系。朱总理一九二八年出生于湖南省，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后来就担任此校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院长，他一辈子献身于发展中国的经济和基础设施。一九八七年，他当上了上海市的市长，在他的领导下，上海获得了戏剧性的发展，博得多方的表扬。他九一年担任了副总理之后，身负重担。从去年三月，他出任了中国的总理。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朱熔基阁下。

　　朱熔基：校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衷心地感谢校长先生邀请我到麻省理工学院（http://www.xueus.com/mit）来，使我能够有机会会见这么多的有学问的教授与学者，包括来自我的母校清华的校友。

　　昨天，我在纽约，我的一位好朋友告诉我，你是第二个有勇气到MIT去做演讲的国家领导人。我确实没有这个勇气，特别是要做学术演讲。但是，当我一九四七年，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时候，清华是被称之为中国的MIT，我所学习的教科书，大部分都是从MIT来的。当然，不是从美国来的原本，是在中国翻印的，这是不是盗版，我也搞不清楚。我当时就憧憬我有一天能够到MIT来学习，而且拿一个学位，但是请校长不要误会，我绝对不是要一个荣誉的学位。我不要那个POLITICAL CONTRIBUTION(政治捐献)。如果我要得到一个学位的话，一定要经过学习、考试、答辩，但我已经七十岁了，已经做不到了。看样子，我这一辈子都拿不到学位了。

　　其次，当我在一九八四年第一次访问波士顿的时候，我在哈佛大学做了演讲，我也访问过哈佛商学院，与麦克阿瑟校长进行过谈话。但是那一次我没有机会能够到MIT来，至今我还引为遗憾。

　　所以，这一次我再不来，那就要变成一个终身的遗憾。特别是因为MIT办学的方针，和你们所提出的那些口号，对于中国现在正在实施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是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尤其是因为我是清华大学BUSINESS SCHOOL(经管学院)的院长，而我们清华经管学院与麻省理工学院有著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我要是不来，那也是非常遗憾的。因此，我这一次来，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也在所不惜。

　　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历史是一个风风雨雨的历史，但是我想，中美友好合作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也是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一致的政策，也是中国三代领导人所一直坚持的政策。在中美关系出现某些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我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就中美关系中的问题给美国人民消一消气。怎么叫消气呢，就是我要来说明真相，说明事实，取得我们双方的共识。在中美关系方面，我在访问美国过程中，已经讲了无数次了。比方说，人权问题、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达赖喇嘛，TMD、科索沃，我想你们都听厌了。我不准备在这里讲这些问题。

　　我讲一个你们关心的问题，就是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是美国各界人士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做了一点小小的研究。与你们MIT的诺贝尔奖金得主和各位教授比起来，是班门弄斧啊。

　　但是我想说明这样几个观点。第一，中美贸易之间的逆差，这个数字是被大大的夸大了。根据美国方面的数字，中美贸易逆差是五百六十九亿美元。而中国方面的数字是二百一十一亿美元，VERY BIG DIFFERENT(差别很大)。我不想评论哪一个数字更加准确，但是我想引用你们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劳伦斯.刘，他所做的很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两个数字都是不准确的。其原因就是这些数字，在计算进口的时候，包括了运费和保险费，而在出口的时候，没有包括这些。同时，也没有考虑到中美贸易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香港转口的，在香港的附加值、增值是达到很高的程度。而且也没有考虑到对中国的走私。根据这些因素，把它加以修正以后，按照这位教授的估计，中美贸易的逆差是三百六十五亿美元。由于美国大量向中国的服务性的出口□□前面计的是货物进出口的逆差，加上服务的，这个逆差的数字只有三百五十亿美元。我现在不去评论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这个数字比美国方面的数字低，比中国方面的数字高，我不去评论。但是我很尊重这位教授作为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有大量的数据作为根据。

　　这是我第一个观点。就是不要把中美贸易逆差看得太严重了。老实说，美国全部的贸易逆差，去年只有一千六百九十亿美元，加上其它方面，总的逆差，不超过两千亿美元。仅仅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多一点点。而在其它国家，这是很平常的。加拿大，多年以来，它的贸易逆差就超过百分之二。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第二个观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消费品或者是资源性产品，这些产品在十五年以前你们早就停止生产了，这种进口跟你们美国的产业是没有竞争的，是有利于你们的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你们发展你们的高技术产业，使你们今天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这些消费性的产品，在美国是找不到人来生产的，如果你们停止进口这些产品，从别的国家进口这些产品的话，你们美国的普通人民要为此多付出二百亿美元。这个数字我是有根据的，是世界银行的报告，不是我造出来的，我是根据世界银行所提供的数据来推算你们一九九八年如果不从中国进口这些消费品而从别的国家进口的话，你们在座的各位都要从口袋里多拿出钱来，也许通货膨胀就要比现在高一点了。

　　第三，中国向美国的出口，绝大部分，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加工贸易。什么叫加工贸易呢？就是外国投资的企业包括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装配加工从外国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然后，出口到美国来。这些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主要是来自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中国的增值的部分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实际上是上面讲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向美国出口的转移，就是说，原来你们这些消费品都是从我刚才列举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但是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很高，现在他们已经不能生产，把他们的原材料和零部件转移到中国来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来。所以，他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减少了。

　　我在一九八七年担任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就做过调查。我调查了出口到美国的运动鞋，耐克、阿迪达斯、锐步，这些运动鞋在中国生产出口到美国来。因为这些工厂最多的是在中国沿海的福建省，我在福建省做了调查。当时，在福建的工厂，主要的是台湾的企业家办的，每双运动鞋的出厂价是二十美元，在美国的零售价一百二十美元。当时，我调查了这个工厂，这二十块美元给中国工人留下的，就是二块美元，但是从全年来说，可以养活两个工人，其它的原材料有的是日本来的，有的是美国来的，其中那个主要的气垫就值两块美元，是从美国来的，这也许是个专利。所以看的很清楚，在美国卖一百二十美元，在中国出口的价格只有二十美元，中国只得到二美元，但是，确实养活了我们的工人，这对中国是有利的，这是一九八七年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

　　最近我会见了一位台湾的鞋业大王，据他讲，全世界的运动鞋他的销售额是第一，他的这些鞋都是在中国生产的，我问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跟一九八七年比起来怎么样？他说差不多。这次，我到美国以后，我派我的秘书到芝加哥的各个百货公司调查这个鞋子价钱，我发现在你们美国的商店里卖的这些耐克、阿迪达斯、锐步，平均的价格是八十美元到一百二十美元，跟当时差不多，便宜一点。把名牌拉开一看，都是「MADE INCHINA」。所以，很清楚，这种劳动密集性的产品你们美国不会生产，从别的国家买很贵，只有在中国生产价廉物美，对美国人民是有好处的，对我们中国也有好处，因为我们一些劳动力可以就业，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价值都是别的国家对美国出口的价值的转移。所以我很赞成你们MIT有一位有名的教授保罗.库格曼，我经常看他的很有见解的文章，他有一篇文章，就此说：这不说明中国的市场不开放，是日本的市场不开放。(众大笑)

　　我这次到丹佛的一个工厂参观，老板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件，一个磁头是从中国进口的，我看了一下，我说我看这个里面最值钱的东西还是美国做的，中国不过是进行了一些装配，甚至于上面用的一些钢材也是从日本进口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磁头值一万块美元的话，有八千块美元是在美国生产的，另外二千块美元中有一千块美元是从日本或者韩国进口的原材料，中国人就向美国出口了一千块美元。所以库格曼教授得出一个结论来，中国这种双顺差，就是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方面的差□□资本项目我们也是顺差，我们一千四百六十五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一大半，绝大多数都是买了美国的国债了.这种双顺差是中国经济的弱点，我同意你这个观点，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

　　所以我说，我这三个论点旨在说明中美两国目前的贸易逆差并不是单纯有利于中国，而且大大有利于美国。当然，我不是说不要改善中美贸易平衡，因此，在参加WTO的谈判方面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我相信，这种让步对中国人民参加国际的经济合作是有利的，对促进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市场竞争也是有利的。我想对于WTO的也是更加有利的，因为没有中国的参加，WTO是没有代表性的。而对美国，我认为是大大有利的。我在华盛顿和戈尔副总统共同主持了中美环发会议的开幕式，我在这个会议上讲，中国现在通过它的经济发展的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认识到发展与环境保护，与生态工程必须予以同等重视。因此中国现在对于能源、环保等等基础设施工程作了空前的努力。它的投资、投入是空前的、史无前例的。如果中美两国在这些方面进行合作，美国愿意开放它的出口，转让它的技术。那么，这么几千亿美元的生意，几千亿美元的市场，在几年以内，必将有利于改善中美两国的贸易平衡。

　　我预言，目前美国在谈论中美贸易逆差很大，而且怒气冲冲。也许，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在中国也要谈论中美贸易逆差。在那个时候，中国是逆差，我们也要怒气冲冲(众鼓掌)。我补充一句，我是讲我们的人民将要怒气冲冲，我是不会怒气冲冲的。因为，我认为，只要能够引进技术、改善我们的管理，我认为这种贸易逆差是一种愉快的负担。从长期来说，对中国发展是有利的。但是，这不完全决定于中国。目前，首先是要美国方面真正作到它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它现在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得太严了。刚刚校长先生告诉我，你们正在从事于探索太空的秘密。我一听这个「秘密」就害怕，它就和间谍案联系起来了(众笑)。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出口，施加了很大的限制。我看不是把我们排在倒数第一，也是倒数第二了。因此，我们发射休斯公司的卫星，美国不批准它出口；我们气象局需要美国的计算机，也不准出口，那么中美贸易平衡怎么改善呢？我想提醒大家，去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机电产品，这不一定是高技术，就是一般的机电产品，只有八十九亿美元。而日本去年出口到中国的机电产品是一百五十一亿美元。欧盟出口到中国的机电产品，是一百四十八亿美元。我想问一句，你们美国只要求向中国出口小麦、出口柑橘。好啊，我们这次签订的农业协定，不是为了进口你们的小麦和柑橘打开了大门了吗？但是，女士们、先生们，中国人民靠吃小麦、柑橘就能活下去吗？可以活下去，但我们要活得更好。因此，我觉得，关键是我们要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它的战略的重要性。中国不是你们潜在的对手，更不是你们的敌人，是你们可以信赖的朋友。(众鼓掌)中国对你们有什么威胁呢？克林顿总统已经宣布了：美国有六千件核武器，中国只有二十件到三十件，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美国的很大，中国的很小，中国永远不可能威胁美国，我们也不会威胁美国。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差十倍，即使经过了三十年、四十年，中国比美国还是差得很远。中国始终还是美国最大的潜在的市场，是你们的伙伴，而不是你们的对手。所以，我认为，要建立中美之间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是你们两党一致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从尼克松总统□□共和党的，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然后是卡特总统□□民主党的，建立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然后是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共和党的，进一步地促进了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然后是克林顿总统□□民主党的，跟江主席实现了成功的互访，双方声明要致力于建立一种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认为，这种关系标志著中美两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关系是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

　　中国三代领导人，也就是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他们是始终坚持不渝地来维护和发展这种关系。我们坚信，当前中美关系中间的困难和问题，只是中美友好合作关系长河中间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我相信这种困难和问题，就像一小片乌云即将过去，而灿烂的太阳即将到来，让我们共同为此而奋斗。

　　在我们即将离开美国的时候，我要向克林顿总统，向美国政府，对他们盛情的招待，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要对我们所接触的美国人民，包括很多的国会议员□□我想差不多有三十个了□□我还没有详细地统计，我们接触了各级的政府官员，我们跟美国著名的新闻媒介的负责人共进了早餐，我们跟全美国的著名的金融家、企业家的巨头共进了午餐，我们在街上也跟普通的美国老百姓交谈。我从这里深深地体会到，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有著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昨天下午两点钟，克林顿总统给我打电话，我把这个观感告诉他，他说，「I have the same feeling」，我相信，美国人民支持中美友好合作，是支持中国早日加入WTO的。

　　在临行之际，我向在座的诸位对我的热情，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热情欢迎，对波士顿的人民，对麻省的人民，对美国的人民，表示我们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Thank you！

　　校长：尽管朱总理说他现在太忙了，无法完成他的这个学业，但是，他的口试已经通过了。我们这儿有这个问题，希望大家提问时非常简短，非常的快，我们也能够使总理尽可能多地回答一些问题。

　　朱熔基在演讲后回答了听众的三个问题，全文如下：

　　问：我是代表徐文立的女儿来问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像徐文立先生这样和平理性的人，所作所为完全没有违反中国法律，受到《公民及政治公约》和联合国人权宣言的保护，他却于去年十二月廿一日，经过仅仅三个半小时的审判后，被判十三年徒刑，请问朱总理中国共产党何时停止一党专政的独裁，无条件释放徐文立先生？

　　答：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一次在美国我已经讲了很多了，我的嘴巴都讲得起了茧啦。中国的人权正在每天地改善，中国人民所享受的人权，是历史上空前的，我们还有缺点，我们正在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国会□□也就是全国人大□□刚刚在不久前修改了我们的《宪法》，在那里面特别标明，中国要建立一个法制的国家，要依法治国，我们正在致力于这一点。关于你讲的这种个别的事件，我不想在这个地方跟你多加辩论。

　　问：朱总理，作为一个目前在麻省理工学院（http://www.xueus.com/mit）学习的清华校友，我希望能够代表在MIT学习的全体中国人和在美国的全体清华校友向您的来访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祝贺您这次在美国的访问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接下来，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朱总理。第一个问题是您刚谈到的「科教兴国」这个基本国策。您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国政府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改善和提高它？第二个问题是涉及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问题，您觉得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应该集中在哪些方面？中国政府决定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中国有没有什么政策准备吸引留学生回国？

　　答：谢谢你的祝贺。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向清华在MIT的校友以及在这里学习的访问学者表示衷心的敬意。我曾经两次宣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为此目的，从去年到今年，我们财政对科技和教育方面投入的数量之巨大是前所未有的。当然这些钱用到一些什么方面，我今天没有时间来具体谈及，但是我认为「科教兴国」的基础在于教育。除对基础教育应该予以十分的重视以外，对于专业的教育，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管理方面的教育。目前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管理人才。我们的国有企业的「第一把手」、总会计师大部分都是不合格的。所以我刚才跟校长说，我们最希望MIT帮我们培训高级的、high level的管理人才。而且，我们现在正在几个有名的会计公司的帮助下在中国建立三个国家会计学院，来培训中国的会计人才。第一个就由清华大学在办，现在已经初具规模，很快要开学了。可是我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很好的院长。不知道你们在座的诸位谁愿意去当这个院长，I promise I will pay what you are paid in.(我保证他可以得到他在这里所得到的薪酬)，I have some thing to mention(我举个例子)中国的证券市场最缺乏人才，中国的证监会缺乏人才。所以我们已经聘请了香港的前任证监会主席梁定邦先生来担任第一顾问。而且，我应他的要求，准备请一些台湾的、香港的。所有的优秀专家到我们证监会来工作，我付他们的钱和他们原来的工资一样。

　　问：总理先生，我们理工学院最近也研究过准备怎么消除男女不平等的现象。那么，您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能够充分发挥中国的妇女和女青年的才能？

　　答：我是十分赞成男女平等的，尽管中国的社会从来存在著一种「重男轻女」的传统。我们有各种妇女儿童的群众组织来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你可以看到，我们代表团里面就有一个杰出的女性：Madam吴仪，State Counselor(国务委员)。在这一次跟美国方面进行WTO谈判的过程中，吴仪女士起了关键的作用。美国人总是不大懂「State Counselor」是个什么职务，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它就相当于副总理。但是中国是很讲究排名次的，「State Counselor」是排在「Vice Premier」(副总理)后面的。但是在这次谈判中，她是总理，我是副总理。我还要告诉您一个秘密，我在家里是完全听我的夫人的。我的口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全部上交给她了。Thankyou！

　　更多出国留学资讯，请登陆互应留学（http://www.ailiuxue.com），更多大学资讯，请登陆（http://school.liuxue360.com）